簡介

　　吳德峰同誌畢生實踐寫出的革命傳統精神，是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材。他從小受著進步思想的影響，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追隨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吳德峰同誌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全身心投入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偉大事業，終生不歇。他經過堅苦卓絕的中國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經過轟轟烈烈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運動，艱苦奮鬥了幾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吳德峰同誌用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黨性書寫了自己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的一生。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門上與吳德峰握手說：“德峰同誌，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戰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過去的工作經驗傳下去……”

　　家庭情況：

　　吳德峰、戚元德一共生了9個兒女，因為時局動蕩，隻有最小的這兩個孩子一直在他們身邊，後來最小的兒子因為盤尼西林過敏夭折。小女兒吳持生1939年出生於西安，當時抗戰正由相持轉入反攻，故取名“持生”。這個小女兒得到父母最多關愛，照顧哥哥姐姐也成了她一輩子的責任。　　

履曆

　　學生時期

　　1901年至1909年在家鄉私塾讀書。

　　1909年2月至1911年10月在湖北官立兩等小學堂讀書。

　　1911年11月至1912年12月在湖北省學生軍當兵，後當班長。

　　1913年3月至1914年1月在老家養病、讀書。

　　1914年2月至1918年2月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和董必武有師生之誼，參加並組織發動學習潮。

　　1918年3月至1919年11月在家鄉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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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時期

　　1919年12月至1921年秋任湖北省長公署第一機要股科員。

　　1921年秋至1922年夏任中共湖北區委主辦的湖北人民通訊社社長。

　　1922年夏至1927年任湖北省教育會執行委員兼義務教育股主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監（至1923年冬）。

　　1924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員。同年夏至1925年底任督辦湖北官礦公署工程處考工股股員。

　　1924年9月被選為中共武漢地委委員兼軍委書記。

　　1925年2月根據黨的決定開辦崇實中學，自任校長，並成立黨的外圍組織“實社”，擔任主任幹事，團結教育和培養青年參加革命鬥爭。這期間曾領導主持武漢各社團舉行滬漢粵案死難烈士同胞追悼大會、漢口慘案周月紀念等革命活動。

　　1925年夏經黨組織同意加入中國國民黨，當選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部長、軍事部部長。

　　1926年5月後任中共武漢地委代理軍委書記。10月任國民黨武漢市政府常務委員兼公安局局長。11月當選為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兼軍委常委。同年冬任武漢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長。

　　1927年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軍委常委、國民運動委員會委員。曾參加主持領導武漢三鎮舉行的湖北全省國民外交大會集會抗英侵略暴行反動政府投降媚外水陸大遊行。大革命失敗後，受命組建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

　　1927年8月至9月任特委書記。9月至10月任鄂南土地革命委員會主任、鄂南農民革命軍第一路軍軍部特派員，組織領導鄂南秋收起義，發動湖北全省武裝暴動。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軍委書記等職。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贛西南特委書記。

　　1928年1月至6月任中共江西省贛北特委書記，領導發動贛北農民武裝起義。同年5月因河南省黨組織遭敵人嚴重破壞，被急調河南，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10月兼任河南省委軍委書記，同月至12月任河南省委士兵工作委員會書記，協助重建黨的組織。

　　1928年7月至1929年12月任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秘密情報交通工作。

　　1930年4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補審查委員。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2年1月至1933年4月任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被選為中共江西省委委員、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團委員。

　　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

　　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任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紅六軍團政治部政治保衛分局局長。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委員、政治保衛局局長，湘贛省蘇維埃主席團委員。

　　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參加紅軍西征。

　　1934年7月至10月任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同年10月至1936年任紅二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肅反委員會主席，參加紅軍長征。

　　1936年7月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部長。9月至10月任中共甘肅省工委委員、白區工作部部長。12月到達陝甘寧邊區，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西安事變後隨周恩來到西安，參加領導秘密情報工作。

　　1937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公開名稱為農村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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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戰爭時期

　　1941年5月任中央交通委員會委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期，

　　1946年2月至5月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麵秘書，武漢執行組顧問。

　　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等職。

　　1947年秋到河北省阜平縣領導土改工作並兼任縣委書記。

　　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鄭州市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務委員。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任鄭州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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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後

　　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漢市委常務委員、武漢市市長，武漢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委員（至1949年8月）。

　　1949年6月至1952年2月任武漢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

　　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任武漢市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9月至1952年2月任市財委副主任。

　　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漢市委第一副書記。

　　1950年至1951年兼任武漢市行政幹部學校校長。

　　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兼任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部長。

　　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

　　1952年4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

　　1954年11月至1959年6月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副主任。

　　1956年起擔任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兼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法小組成員。

　　1959年6月至1960年12月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副主任。

　　1961年3月至1966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1961年4月至1966年5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屆政協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62年9月當選為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76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曆史秘聞細談一生

　　尋求真理　 投身革命

　　吳德峰，湖北省保康縣直峰鄉石磐嶺人，1896年6月21日出生在一個官宦之家，1909年隨父去武昌，在湖北官立二等小學堂讀書。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參加過學生軍。1914年，考入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

　　1919年冬，吳德峰被錄用為湖北省長公署第一科機要股科員。這一期間，經朋友介紹，他常去利群書社閱讀《社會主義史》、《共產主義ABC》等進步書籍，並購回《武漢星期評論》等書刊提供他人閱讀。他這種學習新文化、新思想的積極性，受到董必武、陳潭秋的賞識，二人於1921年被推薦擔任中共組織主辦的湖北人民通訊社社長。1922年，吳德峰兼任湖北第一師範附小校監，並當選為湖北省教育會執行委員兼義務教育股主任。1924年2月，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在中共武漢地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吳德峰當選為中共武漢地區委員會委員兼軍委書記，並任湖北師範學會會長。按照組織上的決定，他負責發動女師的學生運動工作，曾多次組織學生遊行示威、散發傳單、到教育廳請願等活動。

　　1926年冬，中國共產黨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吳德峰當選為省委委員兼軍委常委。後經鄧演達推薦，又擔任國民黨武漢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長。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汪精衛視吳德峰為國民黨左派，欲除之而後快，隻是因為他手中還掌握一支武裝才有所顧忌。“清黨”開始後，國民黨右派對他設下“明裏提拔，實則除掉”的圈套。吳德峰識破這一陰謀，他利用新舊局長交接之際，組織了一次盛大的送舊迎新大會。會上，他重申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主張，並借題發揮，抨擊了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嘴臉，最後高呼“中國國民革命必定勝利”等口號，向大家揮手告別。自此，吳德峰脫離了國民黨，結束了武漢國民政府公安局長的生涯。

　　黨的八七會議後，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吳德峰擔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席、湖北省工農革命軍總司令、中共鄂南地區特委書記，組織領導鄂南暴動。他深入發動群眾，很快組織了近10萬人的農民軍和自衛隊，以鹹寧、蒲圻為中心，活動於崇陽、通山、嘉魚等縣。自衛軍聲勢浩大，有檀木土炮數十門、步槍二三百支。但由於黨內“左”傾錯誤的幹擾，農民軍被迫分散轉移，最後導致暴動失敗，革命轉入低潮。此後，吳德峰回到武漢，繼續艱苦的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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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秘密交通　甘當無名英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吳德峰調任中共贛西南和贛北特委書記。1928年春，由於中共江西省委出現叛徒，波及贛北，他果斷地將特委有關人員轉移後，偕夫人戚元德住進江邊一家小客店，並向在武漢的繼母發出“兒病危盼母速來”的電報。繼母龔老夫人知道他遇到困難，馬上籌集一筆經費趕至九江，隨同兒子、兒媳一道前往上海。幾經周折，在上海“大世界”見到了聶榮臻，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1928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到嚴重破壞。為了恢複組織，開展工作，中共中央於8月派吳德峰去河南任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協助省委書記張景增重建黨組織。吳德峰接到命令後，立即和戚元德帶著未滿月的孩子一起去開封。到河南後，他利用當時在河南國民黨軍隊任職的堂弟吳士特的關係，先站住了腳。隨後挑選一批身強力壯的同誌，組織特科“打狗隊”，專門懲辦那幫為虎作倀、殺害革命同誌的叛徒、特務。經過4個月的努力，重挫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使中共河南組織基本恢複，工作又走上了正軌。

　　不久，吳德峰從吳士特那裏得知，在武漢時曾在他手下任職的侯某被國民黨派來開封。侯某的到來對吳德峰的工作很不利，為此，黨組織立即決定將他調回上海，戚元德帶著孩子留守機關，處理好善後工作。1929年初，戚元德平安返回上海。

　　1929年1月，吳德峰受命組建中央交通局，並擔任局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秘密情報交通工作。當時，他們夫婦以閑居上海的麵貌出現，其實則掌握著一條通向全國乃至國外的秘密交通總幹線。每一位同誌來上海和中共中央聯係、每一份情報和機密文件的傳遞、每一項重要物品的輸送，都要經過他具體組織和部署，甚至親自執行，以確保人員安全和任務的完成。

　　吳德峰根據多年的秘密工作經驗，製定出一套適合當時情況的秘密工作紀律、原則和方法，為完成一項又一項的艱巨任務，為掩護輸送國內外革命同誌進出國統區，為安置與接待黨的幹部，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0年前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費發生困難，在蘇區打土豪沒收來的黃金又運不出來。為此，黨組織決定由吳德峰親自去鄂東蘇區調運一批數額較大的黃金。在鄂東特委書記胡梓的協助下，吳德峰將金條卡進特製的“子彈袋”裏，全部安全運到上海。後來，周恩來稱讚他是“膽大心細，對黨忠誠，是黨可信賴的好同誌”。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蘇區中央局，將白區幹部輸送到蘇區工作。1931年三四月間，王首道、周恩來、黃火青等先後分三批由上海坐船去武漢，預定通過設在漢口一碼頭的秘密交通點轉往湖南株洲，進入革命根據地。就在周恩來、王首道已經從上海出發，黃火青坐的船正要起航時，吳德峰得知武漢出了叛徒，漢口碼頭的交通點遭到敵人的破壞。他當機立斷，精確計算出3人行船的時間，立即派戚元德、肖桂昌和賀步青，分別到九江、南京和漢口碼頭將3人接回，使他們避開了碼頭守候的國民黨軍警特務，轉危為安。

　　4月24日晚，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後，吳德峰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又夜以繼日地做了大量的應變善後工作，保護了中共上海市委組織和中央負責人的安全。正由於吳德峰等人的努力，在當時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上海，秘密情報交通工作從未出現過問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他因此被同誌們稱為“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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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開展蘇區保衛工作

　　吳德峰為人耿直，堅持黨性原則，曾多次與黨內“左”傾錯誤路線作鬥爭。1931年，他遭到王明等人的打擊排斥，於同年秋離開上海進入江西蘇區，先後任中華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省分局局長、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

　　為了糾正原保衛局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他首先抓機關的整頓工作，親自挑選人員，培訓保衛幹部，建立健全了規章製度，並親自起草頒發了一係列製止刑訊逼供、亂抓、亂殺人的通告訓令，為保衛工作，特別是部隊的政治保衛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4年8月，吳德峰和戚元德隨紅六軍團作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先遣部隊突圍西征。在湖南桂東地區，他不幸跌下山穀，摔斷了肋骨。但他仍堅持工作，並用自己的醫學知識，采用草藥、土方為戰士們治病。1934年12月，他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保衛局局長、湘鄂川黔革命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兼肅反委員會主席。

　　吳德峰做政治工作時，不僅堅持黨的政策，而且能教育團結一切同情革命的非敵對分子，使之為革命做貢獻。1935年6月中旬，紅軍在湖南中堡地區戰鬥中，俘獲國民黨軍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不久，又拘禁了兩名外國“牧師”，交給保衛局處置。吳德峰親自找他們談話，宣傳共產黨的政治觀點，並派吳誌堅、賀傳誌等對他們給予生活上的照顧，消除他們的顧慮，使他們由開始的害怕、不服氣到對共產黨表示相信和佩服。此後，張振漢在長征途中當上了紅軍學校的教官，外國牧師還為紅軍翻譯法文地圖，並在獲釋後宣傳中國工農紅軍是有信仰、有宗旨的軍隊，並稱吳德峰夫人戚元德是一位很有教養的人。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開始了第二次長征，依戰略方針退至湘中，向湘黔邊迅速轉移。1936年7月3日，吳德峰調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區工作部工作。在這裏，他曾成功勸導被俘的國民黨電台收發員王教言，為紅軍截獲不少國民黨軍事機要電報，給紅軍提供了可靠情報。

　　這期間，吳德峰曾因堅決抵製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而受到打擊。過眠山不久，張國燾企圖借刀殺人，要吳德峰去收編土匪隊伍，組織“抗日救國軍”。當時，土匪很多，經常騷擾紅軍駐地。紅軍一打，他們便投降，紅軍一走，他們就嘩變，沒有任何政治基礎。吳德峰和戚元德帶著幾個隨從人員來到土匪部隊開展工作。一次，土匪擺下“鴻門宴”，想奪槍嘩變，但看到他早有準備，不好下手，隻好拖著隊伍跑了。

　　吳德峰回到西北局後，張國燾竟以“丟失部隊”的罪名要處罰他，甚至揚言要殺他。在朱德、任弼時的堅決阻止下，張國燾的陰謀才未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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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智多謀的特工人員

　　西安事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派有秘密工作經驗的吳德峰率領一批幹部到西安，負責領導秘密情報工作。

　　1938年底，由於國民黨的公開反共，西安成為國民黨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基地和特務基地，頑我鬥爭極為尖銳。為了做好秘密工作，吳德峰在中共陝西省委和八路軍辦事處的緊密配合下，利用國民黨內部派係矛盾開展對敵鬥爭，並及時準確地向中央提供各種情報。

　　吳德峰為了接觸西安各階層人士，對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和國民黨軍、政、黨、特的一切情況都摸得十分清楚。因此，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能保持沉著冷靜，而且善於處置突發情況。他將情報機關設在曹家巷13號，與國民黨十一戰區政治部主任毗鄰。有的同誌很緊張，但他處之坦然，並認為是“燈下黑”，誰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與國民黨機關為鄰，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一次，他在大白天被軍統特務盯上，當時他已經走進曹家巷胡同口。他靈機一動，徑直朝隔壁走去，扣開門後，還熱情地同開門的人對話。特務一看，以為他是自己人，就放心走開了。還有一次，他帶著一個機要員外出，手提箱內裝有一份秘密文件，忽然發現在前麵路口設有“抄把子”的關卡。他走進一家書店，打開箱子取錢，順手將文件夾在新買來的書中。然後走近“卡子”，若無其事地將手中的書舉過頭頂，伸開兩臂讓憲兵檢查，結果憲兵自然是一無所獲，隻好放行。

　　在對敵鬥爭中，吳德峰經常會出奇招。一次，他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辦事時，發現經常有一個操著東北口音、偽裝成黃包車夫的特務盯梢。於是，他想出了一個“點子”，叫辦事處的人抬出兩個裝有大石頭的木製箱子，放在特務的黃包車上，並派人押車繞著西安“遊行”，累得特務汗流浹背。在一個小胡同裏，特務說了實話，並表示以後再不找吳德峰的麻煩。西安辦事處門口經常有個擺香煙攤的特務，吳德峰就叫辦事處的人拿著沒裝膠卷的照相機，對著這個賣香煙的特務“哢嚓哢嚓”拍照，三照兩照，就把他給“照”跑了。對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對他在西安地區的秘密情報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吳德峰還先後以《工商日報》記者、國民黨三十三軍高級參議等身份，進行全麵社會調查，並將其寫成文字材料，客觀、翔實地反映了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工作人員的狀況。毛澤東閱讀材料後，找他詳談，深表讚許，稱這些材料為中共中央製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打擊頑固勢力”的方針，以及在政權建設中實行“三三製”政策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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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全大局、清廉剛正的共產黨人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和國民黨代表在重慶訂立停戰協定，後由中國國民黨政府、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政府三方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吳德峰受命任執行部秘書、武漢軍事調處執行小組顧問。同年3月和5月，他兩次去武漢，曾多次截獲國民黨破壞和談、向解放軍進攻的重要情報，揭穿國民黨真內戰假和談的陰謀。從武漢返回張家口後，他調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1947年秋，吳德峰到阜平縣領導土改工作，兼任中共阜平縣委書記，1948年11月任中共鄭州市委書記。

　　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吳德峰被任命為武漢市首任市長。1954年10月，調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副主任。1960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

　　吳德峰嚴守黨和國家機密，“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在批鬥他的大會上，有人追逼他交代過去工作的機密，他一口回絕說：“我不記得了，根據組織原則，我離開原工作崗位的那一天就全部忘掉了。”任人打罵、罰跪、侮辱，他都始終緘默不語。

　　當周恩來從王震、羅青長的報告中得知吳德峰在病重的情況下仍遭受殘酷折磨時，立即打電話通知醫院全力搶救。1969年5月1日，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將他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後立即指示：“吳德峰是一個好同誌，一定要u2018解放u2019。”

　　吳德峰被“解放”後不久，在一次天安門大型集會上，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德峰同誌，你也老了，要交好革命班，把你過去的工作經驗傳下去。”

　　由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吳德峰的身體受到嚴重摧殘。1976年12月11日，吳德峰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80歲。　　

潛伏人生

　　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吳德峰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長。吳德峰自己沒有想到，他會以市長的身份回家。離開前，他是大革命時期武漢國民政府的公安局長，是中共潛伏在國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諜報人生驚心動魄，充滿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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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逃：“再見！我還會回來的”

　　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國民臨時政府在武漢成立。黨組織決定，時任中國共產黨武漢地方軍事委員會書記（秘密）、國民黨湖北省執行委員（公開）、在湖北軍政界家世顯赫的吳德峰，通過國民黨左派鄧演達推薦當選武漢國民臨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長。

　　吳德峰利用公安局長的合法身份為國共合作、保衛黨中央、掩護革命同誌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夏鬥寅、汪精衛也相繼叛變。屠殺共產黨進步人士後，國民黨內部的清黨也公開化，左派領導人鄧演達反對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主張討蔣，被蔣扣上“煽動暴亂”的罪名予以通緝，吳德峰也被列入免職鏟除之列。

　　但反動派顧忌吳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實權和警察大隊武裝力量，未敢貿然行事，設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吳德峰交權後密捕除掉。

　　吳德峰識破敵人這一陰謀，立即報告黨組織，黨組織同意了吳德峰自行把握時機安全撤離公安局的提議。吳德峰當即利用敵人不願公開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屬對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結貴的心態，布置共產黨的同誌和“親信”、下屬，傳播“吳局長要榮升高就，新局長馬上到任”的消息，有組織、有計劃地鼓動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個盛大的“送舊迎新大會”。

　　開會前，吳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隊全體人員，持槍荷彈準時到會受閱，聽局長訓話。新局長在會上看到這陣勢頓感不妙，在交接儀式上也不敢輕舉妄動逮捕吳德峰。會上，吳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辭告別，重申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主張，並借題發揮抨擊了國民黨右派反革命嘴臉，最後高呼，中國國民革命必定勝利！他向大家揮手告別說：“再見！我還會回來的！”

　　在一片鞭炮鑼鼓和歡送吳局長榮升的喧囂聲中，在前呼後擁的歡送人群中，吳德峰安然歸宅化裝乘小劃子過江到漢口，自此吳德峰就脫離了國民黨，結束了武漢國民政府公安局長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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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鬥：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

　　西安事變解決後，周恩來找吳德峰談話，中央決定留他在西安負責領導秘密情報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開，吳德峰就對西安社會各階層做了詳細係統的調查，國民黨頭麵人物及夫人們的情況、社會關係，他都了然於胸。吳德峰發現國民黨內部“左”、“中”、“右”三種勢力兩頭小、中間大，後來成為中央要求根據地政權建設堅持“三三製”的理論基礎。

　　搞情報工作的人，應變能力要相當強，當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時，從談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錯。那時，吳德峰的手下於忠友剛從蘇聯回來，對國統區環境不了解，吳德峰讓他說話做事一定不要穿幫。於忠友的公開身份是《國風日報》的校對職員，他因貪圖便宜，在當地鬼市上買了一雙皮鞋，兩三天就掉了底，吳德峰知道後非常生氣：“《國風日報》裏都是連達官貴人也怕招惹的報棍子，怎麽會去鬼市買鞋穿？特務人員知道了就會盯上你！”

　　吳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號搞情報工作時，13號原本是位姓趙的房主，卻突然改住了國民黨十戰區政治部主任和特務機關。黨內有人主張立即搬家，但吳德峰認為“燈下黑”，誰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於是一直在那兒辦公，直到1939年夏天才搬家。

　　在西安的情報工作非常成功，國民黨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報的人員，都被策反加入了共產黨。戴中溶是上海交大電訊係畢業的高材生，因為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員、建立無線電訊網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為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另一個安插在胡宗南身邊的重要情報人員，是胡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熊向暉。

　　解放後，張治中在寫給蔣介石的萬言書裏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務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讓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認為西安的特務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後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安裝有3部共產黨秘密電台，你的命令發出後不到兩小時，中共總部就全部知道……”　　

遺言

　　“不許給國家添一點麻煩”

　　吳德峰的革命資曆久，毛澤東、周恩來等尊稱他為“吳德老”。吳德峰曾說他這一生最佩服周恩來、陳雲和任弼時。任弼時曾是他的頂頭上司，領著紅二方麵軍北上抗日，在團結紅四方麵軍時也起了很大作用，卻從不多提自己的功勞。陳雲是老黃牛性格，受命於危難之時，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1952年吳德峰因為“紀凱夫案件”被撤職，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漢市市長。後來經中央審查，取消了對他的處分，但是吳德峰從沒有抱怨過什麽，隻說：“母親打錯了孩子，孩子能夠計較麽？”1954年吳德峰離開武漢調到北京工作，將近60歲的老人，又重新開始學習法律，後來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文革”中，吳德峰沒有逃脫被批鬥的命運，紅衛兵揪著年邁的他問：“你這個特務頭子為什麽沒有死？”吳德峰說：“那你們得問敵人，我為什麽沒有死。”1976年“四人幫”剛被打倒，吳德峰就病逝了，臨終前留下遺言：不許給國家添一點麻煩，不許伸手向國家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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